如果你不了解中国农村而又想了解农村目前的面貌如何，如果你对农村有所认识还想要更深刻理解农村，《新乡土中国》便是一本绕不开的巨著。《新乡土中国》是社会学长江学者贺雪峰的著作，年出了第一版，出了修订版，这也是小编所阅读的版本。年修订版是在保留年原版全部文字的基础上补充了修订内容，介绍农村新变化和作者对农村的新理解。就传播研究而言，本书提供了农村传播所深深扎根的社会结构，不了解这一社会结构，农村传播研究便容易浮于表面。
一
本书核心观点
《新乡土中国》这本书形散神不散，形式上分成了众多章节，各章各节之间没有严密逻辑，似乎每篇都单独成文，形式上看似分散，但实际上“神不散”，主要有以下核心观点。
1.为什么取名《新乡土中国》
贺雪峰先生将这本著作命名为《新乡土中国》，显然是想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相联系，《乡土中国》英文名的含义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而北大法学院前院长苏力认为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是“市场中国”（捆绑在市场上的中国）。
贺雪峰认为：中国农村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稳定器和蓄水池，正是“乡土中国”为“市场中国”提供了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为什么这么说？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农村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农民家庭中年龄比较大的父母在家务农，年轻子女外出务工，“半工”为农民提供了务工收入，还为工厂提供了充足的高素质廉价劳动力，“半耕”解决了温饱，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了进城失败后返回家乡的可能性，以至于未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基于此，贺雪峰认为，今天的中国，仍然可以称为“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也即“新乡土中国”。
同时贺雪峰也提到，再过10年、20年或30年（基于年），中国的城市已经比较强大，农村不再可能也不被需要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发挥作用，中国因此不再是一个“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
2.中国农村三个层面巨变
自年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三个层面的巨变，可称为“千年未有之变局”。
（1）治理之变：
1）年国家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巨变；另外，取消农业税还改变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形成的以农养工的格局，使得以农养工转变为以工养农。（年10月29日*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将行*性力量从熟人社会撤出。建国初，在人民公社时期，通过村民小组长的形式，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行*性力量深入农村，改变了几千年来“皇权不下县”的格局。而取消农业税后，随之取消了村民小组长，村民小组是熟人社会，这样，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将行*性力量从熟人社会撤出。
（2）乡村社会基础结构之变：
之前一直构成农村内生秩序基础的农村社会基础结构（比如宗族与农民家庭），在革命运动和市场经济双重冲击下，快速解体，形成农村基础结构之变。
（3）农民价值之变：
贺雪峰先生将农民价值分为三个层面，即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本体性价值是关于人生命意义的思考，是关于如何将有限生命转换为无限意义的人生根本问题的应对，是终极价值。社会性价值是关于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及所获评价。基础性价值是人作为生命体所必需的生物条件，包括衣食温饱、食色之性等。
数千年来，农民本体性价值的核心是传宗接代，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然而当今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民强调为个人而活，传宗接代的观念逐渐丧失，“为个人而活”解决不了有限生命与无限意义的关系问题，终极价值出现缺位。在本体性终极价值缺位的时候，农民对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的追求就会失去方向。
3.三种村庄
贯穿本书始终的是，作者从村庄形成的历史及由生态、结构和规范三者叠加固化的社会结构状况的角度，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华南团结型村庄、华北分裂型村庄和中部分散型村庄。
第一种是华南团结型村庄，为宗族性村庄，聚族而居，宗族与村庄一体，村庄因此是团结的。第二种是华北分裂型村庄，一个村庄由很多个血缘小集团（即小亲族）组成，这种小亲族合纵连横，村庄因此是分裂的。第三种是中部分散型村庄，此处中部主要指长江流域，村庄农民多散居，未能形成稳定的超家庭的结构性力量（比如华南的宗族、华北的小亲族），村民原子化程度较高，村庄因此是分散的。另外，东北地区村庄结构与长江流域相似，所以常把东北农村当作中部农村看待。
（山西省闻喜县七里坡村摄影：*斌）二
重点的、有启示的观点
本书形散神不散，核心观点之下分散为一个个零散的、似乎没有严密前后逻辑的小节比如“半熟人社会”“村庄社会关联”等进行描述，这里重点讲其中对小编最有启示的一部分观点。
1.半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由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通俗来讲就是村民之间不仅面熟还知对方根底。在费老那里，传统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不仅信息对称，还有公认一致的规矩，即地方性共识。
而当今的乡村，以行*村而言，超出村民小组就更多是半熟人社会，即村民之间面熟但却不知对方根底。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村庄内部多元化与异质性增加，地方性共识解体，且村民之间无拘束交往减少，导致村民之间信息不全对称，就形成了半熟人社会。
将这一概念借用到新闻传播研究，乡村熟人社会有一套传播方式，半熟人社会应该是有新一套传播方式，也许可以为农村传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
另外，半熟人社会为分析农村社会性质提供了一个三维框架：信息对称（熟人社会信息全对称到半熟人社会信息对称程度变低）、地方性共识（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地方性共识减弱甚至丧失了约束力）、行为逻辑（熟人社会中庸、不出头、不认死理、人云亦云的乡土逻辑到半熟人社会非常理性的农民行动逻辑）。这样的三维框架想必也能为农村传播研究提供启示，比如信息对称对应传播现状，地方性共识和行为逻辑对应传播效果。
2.村庄社会关联村庄社会关联指村庄内村民与村民之间具体关系的总和，包括宗族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利益关系等。而当今的农村，传统的宗族联系解体了，血缘关系弱化了，地缘联系被破坏了（传统关系解体），利益联系（现代关系）尚未建立，村民变成了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村庄社会关联度降低，这样，村民在应对事件时，可以调用关系的能力降低。
究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20世纪革命运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治运动对传统的冲击；其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农村传统也形成冲击。村庄传统关系逐步解体，现代社会关系却没有建立，这是当前村庄社会关联度低的根本原因。
如何提高村庄社会关联，如何建立现代社会关系，新闻传播（媒体）在这其中能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学者牛耀红的论文《建构乡村内生秩序的数字“社区公共领域”》也许能对上述问题形成启示，讲了一个甘肃农村通过全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