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开发求职招聘交流QQ群 http://liangssw.com/bozhu/12746.html-()06--14TU.2A10./cpr1701a董卫，男，工学博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规划历史和理论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委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业委员会委员、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东南大学)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资源管理教席主持人、亚洲遗产管理学会秘书处(AAHM)负责人。
精彩导读
长期以来，关于隋唐长安城的研究汗牛充栋。本文试图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隋唐长安城的历史环境进行重新思考，深入剖析这座伟大都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空间逻辑。隋唐以前，关中已经拥有了西周丰镐二京、秦栎阳与咸阳、西汉长安等一系列原创性都城案例，这些都城及其离宫别馆的覆盖范围达到km2以上，形成了关中核心区巨大而长时态的城乡空间环境。这一空间环境反映出自西周至隋唐约年的时间里关中地区都城的连续性“建设-弃置-重建”过程，自西向东逐渐出现了分别由周、秦、汉人开辟建设的城市发展区。这些城市的建设与废弃随历史变迁此起彼伏、滚动发展，最终汇聚叠置于今天的关中大地上。其中秦汉、隋唐都城交叠并置的现象十分明显，空间格局十分典型，对以后王朝的都城规划建设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隋唐长安；历史环境；规划历史与理论APRELIMINARYSTUDYONENVIRONMENTAL-SPATIALLOGICOFCHANG’ANCITYOFTHESUIANDTANGDYNASTIESABSTRACT：TherehavebeenalargenumberofstudiesonChang’anCityoftheSuiandTangdynastiesinthepastdecades.Onthebasisofpreviousstudies,thispapertriestoreconsiderthehistoricalenvironmentofChang’an,andanalyzesthespatiallogicin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thisancientcapitalcity.BeforetheSuiandTangdynasties,severaloriginalcapitaltownshadalreadybeenbuiltinGuanzhongregion(i.e.,thecentralShaanxiplain),includingFengjingandHaojingoftheWesternZhouDynasty,YueyangandXianyangoftheQinDynasty,Chang’anoftheWesternHanDynasty,etc.Thecoverageofthesecapitaltowns,theiraffiliatedpalaces,andmausoleumsreachedoversquarekilometers,formingahugeandlong-termurban-ruralspatialenvironmentinthecoreareaofGuanzhongregion.Suchaspatialenvironmentreflectsthecontinuous“construction-abandonment-reconstruction”processofcapitaltownbuildinginGuanzhongregionforaboutyearsfromtheWesternZhouDynastytotheSuiandTangdynasties(BC-AD),anddemonstratestheurbanizedareasthatweregraduallydevelopedfromthewesttotheeastinGuanzhongregionbythepeopleofthesethreeperiodsrespectively.Theconstructionandabandonmentofthesecitiesprogressedwithhistoricalchangesandeventuallyconvergedontoday’sGuanzhongregion.Amongthem,theoverlappingandjuxtapositionofcapitaltownsoftheQinHanandSuiTangdynastiesisobvious,formingatypicalspatialpattern,whichhashadafar-reachinginfluenceontheplanningandconstructionofcapitalcitiesofthelaterdynasties.
KEYWORDS：Chang’anoftheSuiandTangdynasties;historicalenvironment;urbanplanninghistoryand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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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长安城的空间范式及其历史环境
要深入理解隋唐长安城的环境-空间逻辑，就要对产生这座伟大都城的历史环境有所了解。隋唐长安城所在的关中中部自古就是人类宜居之地，迄今已发现的数百座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充分说明这里是人类社会“长时段”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稳定的城乡聚居共同体。西安东南郊的马腾空遗址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座环濠形态的聚落始于新石器时代，历经周秦汉唐直至清代，时间跨度长达余年。该遗址突出地反映出关中中部城乡环境的稳定性与持续性特征。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关中中部逐渐形成了具有重要传承意义的都城环境-空间文脉，成为多个重要王朝都城的理想选址。
1.1古代都城的生成路径
纵览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古代都城有一个不同于一般城市的组织方式，即在生活性的空间系统之外还有一套专门的功能-礼仪性设施。因此都城空间系统远比一般城市更为复杂而庞大，对环境的要求与塑造也不是一般城市所能比拟的。都城的功能-礼仪性设施既包括供帝王度假赏景的离宫别馆、习武练兵的苑囿，也包括体现王权正统的坛庙等祭祀建筑和帝陵系统。因此，“城-郊-陵-苑”系统共同构成了都城特有的空间格局。都城系统中的各类空间要素都具有很强的*治意义，这种空间的*治性通过礼仪性设施、祭祀活动、皇城宫城布局、空间-环境对位关系等方面明确地表达出来，成为中国传统都城的一个显著特点。都城大系统的生成与发展过程贯穿了全部的城市史。在新石器时代的西安半坡和姜寨遗址中可以发现，那时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将故去先人的遗体就近安葬于居所旁边，以便于与想象中的神灵相互交流。久而久之，在聚落内外开展祭祀活动就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必要程序之一。居住-祭祀-墓葬空间的一体化成为常态，形成十分紧凑的宅-墓-祠并置聚落格局。其重要意义，就是使人们从一开始就对神灵产生一种亲近感，认为过去就是现在的一部分。通过祭祀占卜等人-神交会活动，人们相信神灵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对现状和未来产生影响。由此可以认为，早期聚落和城市空间就是信仰的产物，继而成为社会秩序的物化形式。其后这种传统在都城空间中得到更为系统性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人通过祖先崇拜和神灵祭祀延续宗族和家国道统，应与这种历史背景关系密切。因此，都城是起源最早的一种城市类型，而“城-郊-陵-苑”空间格局真正体现了古人尊列祖列宗为国脉、融山水环境于一体的规划理念。1.2从环境选择到环境营造的关中都城从都城形态特征来看，丰镐二京还具有一些早期聚落的布局特征。二者分别位于沣水东西两侧的高地上，周边水道环绕，城中王宫、居住空间与作坊、墓葬相互交织，而“昆明池”则兼具礼仪、游赏、防御等综合性功能。这显然是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渐进发展的结果，其“城-郊-陵-苑”的空间传统一经形成，就作为国之大体而成为后世效法的圭臬。西周丰镐二京毁弃后余年，秦迁都于渭河之北坂营造咸阳城，而此时的都城格局已与丰镐时代大为不同。秦咸阳延续了公元前7世纪秦国自雍城以来以背山面河、临水据险之地营城的传统。前年，秦孝公在二次变法期间派商鞅在咸阳营造冀阙，继而迁都至此。至前年秦亡，咸阳作为秦都凡余年。这里比渭河川地高数十米，俯瞰关中平原，遥望南山，可谓大气磅礴。后因人口增加，秦始皇便南跨渭河拓建宫室，首创“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度以法牵牛”的大都格局。汉初因地制宜，借渭河南岸许多既有宫室逐渐形成了长安城。这样做虽有因势而成、成本低廉的优点，却也永远失去了在渭北台地上延续秦咸阳傲世大都的机会。这种“背山面河、临水据险”的宏大都城格局以后就只能在汉魏和隋唐洛阳城中看到了。至年北周大丞相杨坚代周立隋时，始于秦国故都的汉长安城已经使用了余年。汉以后经三国、西晋、十六国时期，在渭河以南建都立业已成为一种惯性思维。至隋文帝时，他虽认为汉长安城已老化破败，水文条件恶劣，不宜于继续使用，但也不曾设想迁移渭北，而是诏令在汉长安城东南另行择地建都。这里恰是秦汉上林苑的核心地区，环境品质当属上乘。显然在汉长安废墟中处理朝*的隋文帝理解并十分向往这种理想的环境，并拟营造新都于其中，这是受到秦汉融宫室于自然之中都城规划思想的影响。诗经中的《大雅·灵台》之句告诉我们，这种尊崇自然而又重塑自然的城市观念由来已久①。在关中大地上，将源于周人的“自然之城”观念发挥到登峰造极境界的当是秦咸阳城，它创造出了中国古代都城的一种典范。当年秦始皇仿周迁商民于洛方式而迁徙六国富豪于咸阳，以便就地管制并充实国力。他通过仿建六国宫室而安定民心②，开创都城建设的新模式。秦咸阳城完全依托于自然环境而建造，在余年的过程中逐渐完形，大量宫殿群融入渭北广阔的台塬地貌之中，开创了分散-集中结构的都城布局。虽然咸阳城在秦汉战争中被摧毁，但其规划概念和空间格局由汉长安城延续并发展。例如，初创于秦、兴盛于汉的上林苑典型地体现出西周以来的关中都城传统，形成城苑并置格局，塑造出“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的长时段历史性景观。承载西周丰镐与秦咸阳精髓的汉长安城不仅对隋大兴城规划营建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其奠定了优良的环境-空间基础，使大兴城从一开始就拥有宫苑环绕、古迹野处的人文意境。另外，曾被杨坚亲自攻灭的曹魏邺城也是大兴城规划建设的参考范例。杨隋代周以前，他曾在这一带攻城略地，最终将其毁而焚之。杨坚及其主持大兴城规划建设的一干主官们都对邺城格局十分熟悉，他的亲信高颎、贺娄子干、刘龙、高龙义等或为北齐宗世或为遗臣，都曾在邺城生活多年。近代学者陈寅恪认为这些人“俱可谓洛阳邺都系文化之产物”[1-2]。故隋大兴城的格局外承秦汉、内随邺城，高效延续了古代都城的两种传统，并将其在新的条件下融为一体，是为汉唐之间都城规划的一次重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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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大兴城的规划与发展
2.1城址选择
经过秦汉数百年的经营，关中核心地区不仅形成了一系列既有的都城环境，也在世人头脑中留下了一套完整的都城模式。当年娄敬劝刘邦西居关中而东望洛阳的策略使杨坚深以为然，于是命其最信任的近臣高颎“总领其事”，由宇文恺具体负责大兴城的建设事宜。如果理解汉长安城周边的建成环境，就会明白，隋文帝在考虑都城选址时，其实并无太多可供考虑的余地。从渭河南岸到秦岭北麓都属秦汉上林苑范围，汉长安城以北、以东、以南，都是历史上的离宫别馆或兆域之地，在一些土塬上或具有环境优势的小高地上早已分布了许多早期宫室和墓葬(图1，图2)：
▲图1隋大兴城的规划选址
Fig.1SiteselectionoftheDaxingCityoftheSuiDynasty
注：隋大兴城选址是在十分苛刻的条件下作出的决策，其四隅地形及环境均不如所选用地。
▲图2隋大兴城城址四隅分析
Fig.2AnalysisonthefourcornersoftheDaxingCityoftheSuiDynasty
注：隋大兴城四隅尽是前朝已建设施、苑囿或墓葬。
(1)大兴城东隅。临近浐灞二水，这里地势自西向东逐渐高起，趋近*原台地，多条浐灞支流将用地切分为南北向条带形态，不适宜大规模建设，再向东则临近秦东陵陵园(芷阳陵区)、始皇陵及汉霸陵等，没有可供建设的整块用地。
(2)大兴城西隅。近郊微地形起伏较大，水系密集，有太平河、檀峪河、涝河、甘河、苍龙河等，是上林苑的中心地区。这里历史悠久、文脉深厚、水网丰富、地势相对低洼，包括秦阿房宫、西周丰镐二京及昆明池旧址。后秦姚兴曾在这一带的沣河上建设了一个称为“秦渡”的渡口，公元年，法显一行就从此处西渡沣河，前往天竺取经。两年后，姚兴又在此迎接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渡沣入城，在长安传授佛教。自秦至唐末余年间，今户县及长安县西北一带一直是王朝苑囿之所在，缺少地势高亢的大片地块，不适宜于大规模城市建设。
(3)大兴城南隅。向南地势渐高起伏愈加剧烈。自北向南有乐游原、凤栖原-少陵原(汉以前称鸿固原)、神禾原等，还有秦二世陵、汉杜陵及许多前朝离宫别馆旧址。凤栖原-少陵原立于浐水和潏河之间，传说曾为周杜伯国所在，秦设杜县于此，汉改为杜陵县。其位于大兴城正南，山形宽厚高畅、地望显赫，周秦汉以来既是帝王将相和皇后妃嫔的绝好兆域，也是王公贵族欣赏自然、观山望城的理想之地，还是佛徒僧侣远离尘嚣、静心修道的上佳场所。多年来这里先后发现了数百座周秦汉墓葬，包括秦皇子墓、汉宣帝杜陵及其许皇后陵等。凤栖原-少陵原还有韦曲、杜曲、王曲、郭杜等古镇，属上林苑范围，秦汉故事遍布各处。亦非适宜筑城之地。
(4)大兴城北隅。近郊存在大量汉墓群(近期发掘出高铁寨汉墓、薛家寨汉墓群等)，且此处为龙首原北坡，龙首原与渭河之间地势明显呈南高北低走向，易受渭河洪水侵袭。这里有秦汉离宫存在，是皇家苑囿的理想用地。跨过渭河则是秦咸阳主城区，还有大量汉墓及其陵邑。因此大兴城北侧亦无法作为都城选址。
显而易见，在为大兴城择地过程中，隋文帝及其近臣们尽力避开这些历史上的建成区或不宜建设用地。最终选址范围内存在丰富的水系和绿化，可以就地取材，有利于城市建设和发展，因此这里成为新都唯一的选择。正是由于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在建设大兴城时难以避免会涉及到用地内许多既有墓葬，文帝命人将其另行迁于郊野并特意在城东南乐游原高畅处建灵感寺，用以慰藉那些孤*野*。清代徐松在考察了隋唐遗迹后写道：“新昌坊…南门之东，青龙寺。本隋灵感寺，开皇二年立。文帝移都，徙掘城中陵墓，葬之郊野，因置此寺，故以灵感为名。至武德四年废。…景云二年改为青龙寺。北枕高原，南望爽垲，为登眺之美。”(《唐两京城坊考》，第三卷)汉唐时期这里一直是人们登高远眺、赏景赋诗的地方，李商隐的“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昏。”(《登乐游原》)传诵千年、脍炙人口，白居易“地高倚长坡…夏云忽嵯峨”(《青龙寺早夏诗》)，晚唐杜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也都将此城中高地的文化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从文帝和宇文恺对大兴城的规划意图以及后来的建设状况看，将东南台地纳入城中实是出于城市空间的“完形”与守备目的，属不得已而为之。其次才是为了传承秦汉以来宴游习俗，将秦时位于远郊的宜春苑(汉乐游原)作为城内公共设施。而在东城墙增补夹城以便皇家成员前往曲江池“与民共享”，则已是唐高宗时代的事了，与隋文帝和宇文恺的规划并无关联。
2.2城市空间布局与建设
根据文帝关于大兴城规划建设清晰而明确的诏书③，他的确是希望依托龙首原在乐游原以南建立一座大都。但以龙首原的体量和高度，远无法与南边的乐游原相比，更遑论其后的少陵原了。故大兴城的规划意图是充分利用龙首原与乐游原之间的“盆地”空间，以便更好地利用秦汉故都基础创制新都，再现“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的恢弘气势。从大兴城所处环境看，宇文恺的确已经占尽所有能够使用的土地。这显然是有所考虑的，如果不这样，就会出现城市以东、以南城外部分地势高于城内的状况，既无法形成完整的空间形态，也对*事防御十分不利。为此建设者利用东南角秦汉曲江遗构加以拓宽，形成一片称为“芙蓉池”的开阔空间，将南部高地与城市隔开。宋程大昌《雍录》载：“隋营宫城，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为池，以厌胜之”。说的就是这个规划过程。当然，其“厌胜”之说应是后人根据传统辟邪习俗而编纂的一则故事而已。
从大兴城空间格局的实际效果看，其规划建设存在三个缺陷，一是过于注重“宏大构图”，导致宫城部分位于地势低洼处；二是防洪能力不足，城市时常遭遇洪水侵袭；三是城市面积过大，城中里坊疏密不均，特别是城南及城东南许多里坊因地形复杂、不宜居住而长期空置。
(1)宫城低洼。大兴城首先开建的是皇城与宫城，里坊部分陆陆续续经过约30年时间才基本完成。这样做显然是有所考虑，皇城与宫城事关王朝祀戎大事，必须及早完成以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而后期的里坊区建设与城市人口增长的速率基本保持同步，最终在炀帝治下全城基本格局才显露出来，而此时隋朝已将近日暮时分了。
从城市空间形态看，大兴城规划最能突显皇家气魄的应是皇城。其选址位于全城自南向北最后一块小台地上，使朱雀门外的金光门-春明门大街恰到好处地位于比皇城稍低且较为平坦开阔的东西向平川上。这样可以保证朱雀门向南约二坊之地呈局部北高南低走势，以突显皇城巍峨。但这样一来，宫城就只能屈就于皇城台地北坡与龙首原南坡之间一块看似平坦但相对低洼的地块上。这恐是大兴城规划中最大的失误。万幸的是，在隋文帝当朝的24年中(—年)，大兴城未见有发生大洪水的记载，否则宇文恺可能日后就没有机会再去营造隋洛阳城了。这期间关中倒是发生过数次旱灾，威胁到了大兴城的安全。宇文恺受命在关中与洛阳之间开凿了能将中原漕粮运抵大兴城的广通渠，并在关中-洛阳官道沿线兴建了一系列官仓，如黎阳仓、河阳仓、常平仓、广通仓等。但这些仍然无力满足随新王朝建立而涌入的十数万人口之需。故一遇灾害，大兴城的粮食供给就成问题。开皇十四年(年)，关中大旱，隋文帝只得携百姓去洛阳避难并开仓赈灾④，故后人称其为“逐粮天子”。文帝期间，大兴城多次受到粮食短缺的困扰，这也应是后来隋炀帝决计迁都洛阳并开凿大运河的动因之一。
到了唐代，宫城地势低洼的劣势开始暴露出来。据统计，整个唐代发生的水旱灾害相当频繁，长安地区在—年之间共发生水旱灾害次(其中水灾40次)，平均每2.5年发生一次[3]。初唐时，宫城就已开始遭受雨水漫灌，于是自贞观六年(年)起，太宗李世民多次于春夏间远赴长安城西北百余公里外的九成宫(隋仁寿宫)打理朝*，而把太上皇李渊留在湿热难耐的太极宫。近臣监察御史马周看不下去，上书说：“…然则太上皇尚留热所，而陛下自逐凉处，温凊之道，臣窃未安。”(旧唐书·卷78·马周传)后来李世民才于贞观八年(年)诏令建造大明宫。此时李渊虽已搬去宫城北侧地势稍高一点的大安宫(即年李渊为李世民建造的弘义宫)，但已罹患“寝疾”，无法行动并于次年驾崩。名义上孝敬于他的大明宫工程也就此停工。直到10年后，太宗才重启大明宫建设并将其作为朝寝场所。唐龙朔二年(年)，“高宗以风痹(风湿)，厌西内湫湿”(《新唐书·地理志》)，“恶太极宫卑下”(《关中胜迹图志·卷五》)，于是诏令大修大明宫并作为居住和朝会中心。此后唐代帝王除了一些特殊场合都不愿久待宫城而以大明宫为皇朝*令中心，于是这里也就成为汇宫城规制与离宫苑囿景观于一体的集大成者。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宫城的湫湿卑下与多灾多难，才成就了唐大明宫高亢开放的环境特征(图3)。
▲图3隋唐长安城空间构图与地形地貌的关联性
Fig.3RelationshipbetweenthespatialstructureandthelandformofChang’anCityoftheSuiandTangdynasties
(2)防洪能力不足。南高北低的地形地貌还使城市整体防洪排水能力天然不足，这是大兴城规划建设的又一个问题。尽管大兴城内开凿了龙首、清明、永安等水渠，在城内道路两侧设有排水沟，城外还有壕沟环绕，但一遇洪水还是不敷使用。关键是城南少陵、神禾等土塬地势较高、坡长且陡。但遭大雨，洪水就容易顺势下泻、直冲城內。据研究，尤其中唐期间长安城水患频仍且持续时间较长。肃宗上元二年(年)长安霖雨月余，造成洪水泛城。其后，长安城多次遭受洪水侵袭，损失惨重⑤。所以，频繁水灾使城市盆地效应的缺点显露无疑。随着历史的演进，包括水灾在内的各种城市问题逐渐沉积下来，不断加剧整个城市老旧失修的状况。加上中唐以后人口减少，许多里坊逐渐废弃(图4)。
▲图4隋唐长安城剖面
Fig.4SectionofChang’anCityinSuiandTangdynasties
注：从长安城纵横剖面看，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趋势十分明显，而宫城恰位于城市最低点，故其频遭洪灾也是很自然的了。
(3)城市面积过大。大兴城规划建设的另外一个缺陷是城市面积过大。在唐代城内相当部分长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这主要是由于城市面积与人口规模不匹配造成的。关于隋唐长安城人口规模的研究成果差异较大。一些研究认为，隋大兴城初期人口约20余万，鼎盛时期人口约为60万，而唐长安在盛期人口可达万[4]。也有研究认为，初唐长安人口也就38万，盛唐为83万，晚唐为41万[5]。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或许都有道理，关键是要理解这些人口的分布范围所指有所不同，才会导致城市人口数量差异如此巨大。认为唐长安城人口达到～万或更多者，当以长安城及其外围京兆府为空间范围较为合理。据史载，唐京兆府领万年、长安、新丰、渭南、郑、华阴、蓝田、鄠、盩厔、始平、武功、上宜、醴泉、泾阳、云阳、三原、宜君、同官、华原、富平、栎阳、高陵22县。天宝年间(—年)，京兆府有户，人口约万(《旧唐书》)，约50年以后，京兆府人口为户，万人(杜佑《通典》)。唐京兆府面积大于今西安、咸阳、渭南三市之和，约3万km2，在这个范围内分布约万人口应当是可能的。而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如果京兆府在盛唐期间有万人口，则长安城内应不足其一半人口才合理，否则这个关中最富庶的区域就没有足够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了。因此有学者认为，同时期京兆府乡村人口为万[6]，如此则长安城内人口在峰值时也就40万～50万左右。这个数值也许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根据新的地图资料，唐长安城总面积约90.6km2。其中皇城、宫城、大明宫、曲江池、东西市主要道路等之和为17km2余，除去这些面积，再除去大量王府高官宅园寺院及许多不宜建设用地，实际可用于百姓居住的面积约40km2，若以50万居民计，平均人口密度约为人/hm2，这在以一层建筑为主的四合院时代应当是一种很高密度的城市空间了。因此，在整体上隋唐长安城一直是一座人口分布不均匀的城市。城市中、北部密度较高、市井生活氛围浓郁，而南部里坊因地形地貌关系显得相对空旷，颇具乡野意味。这种多样性里坊功能及其环境特色贯穿了隋唐余年的历史，也形成了隋唐长安特有的“城中山野、都市乡村”景观系统。
2.3适应环境的里坊系统
从一些历史文献上看，即使在大唐盛期，长安城里也有许多里坊布置得十分稀疏，同时有些寺院则是超大规模。如靖善坊中的大兴善寺占一坊之地，是为密宗祖庭，“制度与太庙同。”(《长安志·卷七》)其北部隔一坊之地的荐福寺则占了开化、安仁两坊各一半用地。大兴善寺东南方向的安善坊与其南的大业坊一半均为“中市署”，领口马牛驴之事[7]。又，大明宫东南的长乐坊东半部为大安国寺，西南隅为兴唐观和教坊，几无居住用地。城北如此，城南更甚。城西南角永阳、和平两坊为两座大型寺院，东半部为大庄严寺，西半部为大禅定寺，分别为隋文帝和隋炀帝所建。据《长安志》：“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于是这里就成为“都市农业”的理想之地，“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同上)⑥。另外，史料中亦有反映唐长安城中许多用地功能转换的情况，特别以私宅及官府用地改为寺院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从侧面说明中唐以后城市人口数量逐渐减小，对住宅建设压力不大的事实。
综上所述，隋唐长安城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庞大而又具备“城-乡-郊-野”环境多样性的复杂空间系统。城市中部里坊人口众多，住宅密集，而愈往城南，居住人口就愈发稀疏，在地形复杂的城东南则如空旷的都市山林。显而易见，城市中的里坊人口密度随区位及地形地貌不同而呈多变混合的状态。在当时条件下，里坊制恰是能够适应这种复杂状况的最佳城市管制方式。在如隋唐长安这种特大城市中，里坊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人口容量及城市功能有较高的适应性，一个里坊既可拥挤如闹市，也可空阔如旷野，无论如何都是人们对复杂环境逐步调适的结果。由于隋大兴城在规划建设之初，就将地形起伏较为剧烈的凤栖原余脉纳入城中，使城东南及城南一部存在许多沟坎洼渠地形地貌，它们被切分在不同的里坊中，尤以南城居多。这就自然形成了这些里坊中的部分空间不宜于居住的客观状况。因此城南里坊人口稀少、一些土地用于农业或果园种植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另外，由于树木繁茂、环境优雅，一些里坊也就成为礼佛诵经、休憩郊游的去处。10余座寺院及其庭院墓园分布在空旷的里坊里，形成以里坊为单位的城市公共或半公共空间。中唐诗人耿湋描述了这里的历史沧桑：“园庙何年废，登临有故丘。孤村连日静，多雨及霖休。常与秦山对，曾经汉主游。岂知千载后，万事水东流。(耿湋：登乐游原)”说的是汉代帝王在此建庙立苑的故事。乐游原自新昌、升平、修行、晋昌坊一带向东南延展，与曲江池连为一片，实为南部台原深入城中的余脉。这一带地形尤为复杂，据史念海先生研究，升平坊内高岗与低谷之间高差超过50m，汉宣帝时建乐游庙是因“其地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宽敞”之故[7]。
这种空间意境的发展，也许在隋文帝时期就已预见到了。他敕建国寺大兴善寺于靖善坊、玄都观于崇业坊，形成以皇家佛寺与道观夹持朱雀门大道、拱卫皇城的对称格局。此一寺一观恰好位于大兴城里坊区几何中心，又同位于城南丘陵与城北平缓地形结合部上的台地，从四面看其地位都十分突显，俨然大兴城南北部之间自然环境与生活中心的分界。这里因此也成为城市公共活动和开放空间的核心节点，是朝野宗教活动和百姓日常生活交汇融合之处。如果说宫城皇城是长安城的*治中心，则大兴善寺和玄都观就是宗教中心，是隋唐二代王室展示其尊道崇佛、与民共享的信仰中心(图5)。
▲图5隋唐长安城寺院分布
Fig.5LayoutoftemplesinChang’anCityinSuiandTangdynasties
因此，隋唐长安城是一座相当立体化的城市，是充分利用地形地貌与历史环境的典范。隋唐长安城里坊规模较大且种类多样，其中大型里坊内部以十字街分为四隅，而后每隅又可再一分为四，形成若干宅基，这样每个宅基都可以按照具体地形地貌进行布局，在不适于建设的地块中则“留白”作为自然林地或农田。这种空间组织方式保证了任何一个里坊都能灵活适应其所处位置的复杂地貌，形成高低错落的里坊形态。
这种空间立体性特征还表现在处理城东南与西南角之间近80m的高差方面。如果从北向南这样一种“皇家视角”观察，大兴城的东南与西南角是十分重要的两处空间节点(图6)。显然隋代帝王从一开始就
